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为在马来亚(后来的马来西亚)进行殖民扩张,曾以授地招垦、贷款补助等诱饵,鼓励和罗致中国人前往开发。

当时的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地狭人稠。破产的农村劳动力国内无处容身。而当时的南洋,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地下资源丰富。闽粤两省同南洋仅一水之隔,得“贸易风”之便,又有海外同族、同乡的招引,两省“过剩”人口便相继到南洋谋生。

所以在1923年,那个家里揭不开锅的年代,年仅15岁的太公便被当成“猪仔”卖去了南洋。

卖去南洋的“猪仔”华工是欠债劳工的一种。“猪仔”有“新客”、“老客”之分。到年终结帐时积欠未清,只得续约的是“新客”。还清了欠债的“猪仔”,再继续立约劳动,称为“老客”,每月可以领到工资五至六元。下南洋的“猪仔”主要用于扩大开发,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填补死去“猪仔”的空额。早期马来亚华工年均死亡率为50%。到20年代初,年均死亡率仍高达20%。

所幸的是,太公平平安安抵达,成了庞大的“南洋猪仔团”的一员。在马来亚的前几年如指尖的沙粒,一晃眼就过去了。太公只记得每天脸上无止尽流着的汗以及背上黏黏的难受感。

之后的一切仿佛是上帝开了天窗一般,神奇得像话本里的剧一样。在机缘巧合下,太公脱离了“猪仔”团体,做起了割胶的工作,然后越做越好,越做越大,成为了一名收胶的生意人,从劳工变老板是太公万万没想到的,生活一瞬间360度翻转,让太公斗志满满。再后来太公就有了一个橡胶园,橡胶园又变成了橡胶山。

当一切准备尘埃落定的时候,太公听到不知何处掀起的风声——马来亚打算排华。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新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因为接受过长期的殖民统治,当地原住民对于外来人口持一种敌对态度。对华人少数族群的歧视,甚至更严重程度的打击,就与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设并行不悖。

在那个草木皆兵的年代,排华横听竖听都不像一件好事,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太公这个如假包换的华人便风风火火地回到了广东粤西的一个小山村,也是他的故乡——泗纶。1940年,彼时有着三个媳妇,几对儿女的太公,靠近着故乡的土地,释然、欣喜、激动,千万种情感交织成网,使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然。

手里握着点小钱的太公瞬间成了全村的香饽饽,用一百五十担谷和别人换了一块地,准备建屋子时,又在农会的怂恿下,买了一个“黄金”店面,做起了收农副产品的生意。不料好景不长,太公后知后觉——收到的大多是假货,根本值不了几个钱。生意亏本的太公再经不起风霜雨雪,便养着几只鸭,悠闲度日。

太公没钱后,几对儿女走的走,散的散。只有爷爷甘心留守在这个小山村,后与奶奶结为伴侣。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爷爷奶奶也就凭借着在生产队劳动挣得的工分和一天8分钱的收入养着四子一女的七口之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国家经租房”政策,国家对私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方式之一就是“国家经租”。政府通过“经租”把私房充公。恰巧太公留下来的祖产完完全全符合条件,如同平静湖面的生活突然被狂风翻起了波澜,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幸好三太姨急中生智,跑到香港找到一个可靠的亲戚,把房产转到他的名下,这样一折腾,还真的有效果。细细究来,原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敌视、封锁,外部可利用资源有限。而历史上华侨热爱祖国,有回国投资的传统,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实行了鼓励和协助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国家也不想得罪华侨,再加上当时中国与香港的特殊关系,我们的祖屋便算保住了。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立下“生死状”,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我们村实行分田到户,当时爷爷心中焦灼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但阻不住大流。幸好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爷爷日夜悬在心中的大石最终落地,本是个翻盘转运的时代,怎奈爷爷是个榆木脑袋,满足于现状,任外面的世界掀起怎样一番狂风巨浪,他都无动于衷,硬生生与良机擦身而过,平平淡淡地安度了一生。

光复李家的重任自然而然落在了我的上一辈——四男一女五个娃娃身上,本想着无论如何也该出息那么一两个,却抵不过命运的百般捉弄与刁难。

1954年,爷爷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七岁上学的大儿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被父母给予厚望。然而在1966年,爆发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准备上六年级的大伯因为闹革命,和几个伙伴在家中自学了一年多。幸好后来学校又复设了初中,大伯勤勤恳恳地挑灯夜读,升高中时在几个镇的联考里得了第三名,这可把大家高兴坏了,指不定家里日后还能出个大学生呢,大学生!大学生!在当时不知道多么威风,想想就美滋滋呀。可左盼右盼,就是盼不到录取通知书,这下咋办?爷爷立刻托人去帮忙问问,不问还好,一问就糟心了。原来录取通知书早就寄来了,只是扣在了生产队里,生产队的队长不羞不躁地把大伯的名字改为自家女儿的名字,让自家不争气的女儿去上重点高中。消息一收到,大家伙怒呀,恼呀,恨呀,可是敢怒不敢言,也不够资本去得罪人家,便默默咽下了这口气。一年后,有一天,生产队来人了,说可以举荐大伯去读高中,当年那是大伯自己倒霉,谁让他和人家生产队长的女儿一届呢。这一听,大伯自个儿就不乐意了,欺负人就算了,还要欺负得理所当然。可大伯终究是向往读书的,不曾想爷爷那一关过不得,家里有嗷嗷待哺的几个弟弟妹妹,爷爷奶奶两个人赚钱太难了,最后,作为长子的大伯,放弃了求学,选择打工赚钱,扛起了大半个家。在这不久后,我们村出了第一个考试零蛋的大学生,大伙便用方言唱起了歌,“村头有个张铁生,考试次次得鸭蛋,一不小心上大学,乡里邻里笑嘻嘻,真真叹呐:读得没得读,得读没读得……”

1957年,第二个儿子出生,怎奈这孩子一出生就病恹恹的,爷爷本打算把他扔在路边,让其自生自灭。可奶奶死活不愿意,孩子是保住了,只是日日养在那药罐子里,不被期待,后来还就真的谋不到什么出路了,仅仅是平平淡淡地过着日子。

1960年,三儿子出生,照常读书习字。到了高中,终于等来了一个天大的机会——有人来学校招飞行员!更幸运的是,三伯他各项指标合格,被看上了。飞行员,在当时可是一个只能远观而不可亵渎的职业呀。而且能成为空军的一员,该是多么光荣的事啊!全家兴高采烈地准备着,突然有一天,三伯垂头丧气地回家,原来是政审不过关,有海外关系,做不成飞行员了。再三打探,太公当年在马来西亚还有一些亲戚,虽然没有再联系,可血缘关系就赤裸裸地摆在那里。唉,搏一搏的机会溜了,大山里的人,一生大都只有一次叛逆的机会,捉住了,可以名正言顺,光耀门楣,捉不住,抱歉,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家做农民,因为生活不再允许你放手一搏。

后来,家里唯一的女娃娃降生,稍大点,没了包办婚姻约束的女孩子开始去追寻自己的爱情。可父母总是冥顽不灵的,于是她顶着家里人的反对,离家出走,和一个自己认为对的人在一起了。从那时起,她有了另一个家,便很少再回到原本的家了……以至于到现在,奶奶还念叨着那句老话: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可是我知道,奶奶是后悔当初的不支持,想着念着姑姑,盼着姑姑常回家呢。

第五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爸爸,出生于1965年。爸爸读书的时候,没有“文革”这只挡路虎,大环境也慢慢变好,机会多了,人生大道也顺畅了不少。1977年,国家重新恢复高考,那是可以改变人生的机会,虽然高考不是唯一的路,但对于大山的孩子,高考无疑是一条捷径。可惜的是,爸爸却没了哥哥们身上的那股子韧劲,终日碌碌无为,也不为未来打算。读小学只顾下河捉虾摸鱼,上初中整日打牌乱逛,高中时旷课睡觉打架斗殴,活脱脱一个小混混。最后不免要继承爷爷的衣钵,成为一个农民。

所以经历了三代人的起起落落,他们也只能固守在大山里,看着黄泥小路变成沥青路,望着远处青山一点点减少,村头的瓦屋茅草房早就拆了,村尾又有一户人家搬去了城镇里。这里是那三代人的故乡,也是那三代人逃不掉的枷锁。所有人都渴望衣锦还乡,却没有人甘于老死故园。

所以爸爸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着三代人的故事,他说,“历史是有思想,有生命的,它教训了过去的我们,是想成全现在的你们……”对呀,太公衣锦还乡,爷爷甘于平庸,四个兄弟生活不尽如人意。只三代,曾经的风光不在,反被困在几亩田地中,跌入大山深处的牢笼。虽然其中不乏时代的阻挠捉弄,但真正阻挡他们的,却是中国农民固有的保守思想和不经意妥协于生活的习惯,生意失败了便不愿东山再起,生活过得去就心满意足,以养家糊口为理由放弃梦想,一次失意便难再鼓起勇气另谋出路……历史告诉我们,失败不是没有理由的,只是当局者迷。

所幸这个故事还未完结,他们还有第四代,第五代,第……他们的故事会口口相传,告诉一代代人,思想上的落后囚困着人的脚步,应该勇敢打破常规去追求不凡,记住生活永远不止眼前的艰难妥协,还有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远方和不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