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月后,半年,1年后,我们会是什么样子?我躺在床上夜不能寐,想着我所爱的人的未来,以及我脆弱的朋友和亲戚。我想知道我的工作将会发生什么,尽管我是幸运的一员:我有很好的病假工资,可以远程工作。在上海,我还有一些个体户朋友,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工资了,还有一些朋友已经失业了,支付他们80%薪水的合同在4月份即将到期。冠状病毒严重影响了经济。当疫情结束需要工作时,会有人雇用失业者吗?

我认为,通过观察其它国家危机,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处境——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我的研究集中在现代经济的基础上:全球供应链、工资和生产力。我研究了经济动态对气候变化、工人心理和身体健康水平低下等挑战的影响。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生态健全的未来,我们需要一种非常不同的经济学。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这一点从未如此明显。现如今,我很感叹我的国家——中国是第一个实施互联网远程学习和工作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将其发扬光大的国家。这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无疑是如日方升的一笔。

不过,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反应只是放大了驱动其他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动力:一种价值优先于其他价值。这种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反应。因此,随着对病毒反应的演变,我们的经济未来将如何发展?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做生意和交流的方式。从经济角度看,有三种可能的未来:堕入野蛮状态,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激进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这些未来的版本都是完全可能的,但无论怎么发展,最终每一个国家都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向互助的大社会转型。

小的改变并不能解决问题,与气候变化一样,冠状病毒也是我们经济结构的一部分问题。虽然这两个问题都是“环境”或“自然”问题,但它们都是由社会驱动的。如果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活动,应对新冠肺炎和气候变化就容易得多。对于气候变化,因为如果你生产更少的东西,你就会使用更少的能源,排放更少的温室气体。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正在迅速发展,但核心逻辑也同样简单——人们混在一起传播传染病。这种情况发生在家庭、工作场所和人们的旅途中。减少这种混合可能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并导致总体病例数的减少。中国因为在发现病毒后迅速采取这些措施,如今国内社会正在逐渐恢复并完善。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可能也有助于其他控制策略。总的来说,一种常见的控制传染病暴发的策略是接触者追踪和隔离,确定受感染者的接触者,然后隔离,以防止进一步的疾病传播。从武汉可以看出,这样的社会疏离和封锁措施是最有效的。政治经济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没有更早地引入有效的方法——封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压力,我们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这种压力导致一些世界领导人呼吁放松封锁措施。

崩溃的经济学是相当直接的,企业的存在是为了盈利。如果他们不能生产,他们就不能卖东西。这意味着他们不会盈利,同时意味着他们雇佣你的能力更弱。企业可以在短期内留住他们并不需要的员工:他们希望在经济复苏时能够满足需求。但是如果事情开始变得很糟糕,那么它们就不会这么做。所以,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或者害怕失去工作,所以他们花费得更少。整个周期又开始了,我们陷入了短期的经济萧条,而国外则是面临着最大的经济危机。

但正常的干预在这里不起作用,因为我们不希望经济复苏(至少不是立即复苏)。封锁的目的是阻止人们去游玩和工作,因为他们会传播疾病,在充满人情味的中国,封锁会比经济重要得多。由此可见,我们需要的是“反战争”经济和大规模削减生产,如果我们想要在未来更有弹性地应对流行病(并避免最坏的气候变化),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在不意味着丧失生计的情况下缩,减生产的系统。例如在疫情期间,我们会选择封锁隔离。

所有这些情况都留下了一些让人害怕的理由,但也有一些让人抱有希望的理由。新冠肺炎强调了我们现有系统的严重缺陷。对此的有效回应可能需要彻底的社会变革(例如上传意识软体)。我曾认为,这需要从市场和将利润作为组织经济的主要方式方面进行重大转变。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更人性化的体系,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流行病和其他迫在眉睫的危机时更有弹性。社会变化可以来自许多地方,具有许多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一项关键任务是要求新兴的社会形态来自一种重视关怀、生命和民主的伦理。在这个危机时刻,核心的政治任务是围绕这些价值观生活和(实际上)组织起来。